1961年，毛主席因何事动怒，让身在河北的杨尚昆火速赶回北京？

1961年4月26日的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正在河北省徐水县调研时，突然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室副主任龚子荣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的那头，龚子荣用极其严肃的声音对杨尚昆说道：“主席生气了，要你明天下午之前赶回北京。”

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因此杨尚昆反复向龚子荣询问发生什么事情了，龚子荣不愿意多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6个字：“秘密录音问题”。

杨尚昆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个含混不清的“秘密录音问题”，毛主席竟然罕见地动了怒，并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警告处分。

这三人里面，叶子龙是毛主席秘书，康一民是周总理的秘书，而吴振英则是刘少奇的秘书，这起神秘地“录音事件”竟然一次性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三人的秘书牵扯了进来。

那么，这起“秘密录音事件”到底是什么，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叶子龙接任机要室主任后讲起。

“录音”和“速记”

1949年4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重组后，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开始兼任机要室主任。

机要室的工作十分繁琐和重要，为中央领导们传递文件信息时必须又快又准，重大事件必须第一时间向领导报告，会议准备和现场服务相关工作也必须做到滴水不漏，不出任何意外。

叶子龙来到机要室后工作的十分认真，基本没出过任何差池，经常得到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的赞许。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领导需要处理的工作越来越多，机要室的一些缺点就显露了出来，当时我党的重要会议和领导人的重要谈话都是通过“速记”来保存下来的，没有进行过录音，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

叶子龙意识到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改革，他觉得机要室在进一步搞好“速记”工作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录音问题，以更准确、更完整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

自己身为毛主席的秘书，更有必要、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尽可能得把毛主席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因此，叶子龙主动就此事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领导人作了汇报，周恩来、杨尚昆等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同意了叶子龙的意见。

在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秘书局正式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录音。

其实毛主席本人对会议中讲话进行录音和“速记”这件事情并不支持，甚至有那么一些反感，但他最终也没有表示反对。

直到1956年苏联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对会议录音和速记产生了极大的恶感，并明确表示了反对。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召集与会代表们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秘密报告，（即著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赫鲁晓夫这一篇批判斯大林的报告很快就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毛主席对这一起事件高度警惕，在之后的一次小型会议上，他发现杨尚昆和胡乔木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于是就把他们二人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一看竟然是在记录会议的进程和他的讲话内容，表现得有些不愉快，摆摆手对他们说道：“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

杨尚昆和叶子龙等人听从了毛主席的吩咐，之后的重要会议中再也没有安排速记和录音。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结果因为没有安排速记和录音，“中办”的干部仅凭记忆整理出的讲话内容不全面，只得借鉴其他与会同志的笔记，拼出了一份《论十大关系》报告来。

当毛主席看完报上来的稿子时很不满意，觉得和自己当时讲得不甚一致。

这一起事件后，毛主席便不再反对会议时进行速记，吸取了教训的杨尚昆，在之后主席开始讲话前，总会提前跟他请示要不要进行录音，毛主席同意后才会予以录音。

录音问题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求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对这次会面十分重视，主动要求“中办”准备录音。

很明显，这种会议在桌子上放一个录音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此要进行“秘密录音”。

但当时我们国家技术条件落后，没专门研究过这种东西，“中办”找了很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手表一样的微型录音机。

这个微型录音机分两部分，一部分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一部分则在赵仲元的怀里，通过一根钢丝连接，不过这个录音机有个缺点，就是有时间限制，最多只能录一个小时，如果超过一个小时那录音机就会发热，最终烧毁。

不过，“中办”的工作人员对此倒并不担心，毕竟国家领袖和一国大使之间的谈话，除非出现意外，基本上不太可能会超过一个小时。

结果意外还是出现了，尤金在与毛主席会谈过程中，传达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一个提议：“苏中两国共建、共用一个长波电台（所有权归苏联）、苏联在中国设立潜艇基地、中苏两国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

苏联的这个提议在毛主席看来是对我国主权的一个严重挑衅，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将中国领土所有外国势力赶出去，结果新中国成立不到10年，苏联就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成立“联合舰队”，很明显，这种涉及到主权问题的会议是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谈完的。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赵仲元感觉自己肚子上的那个录音机开始发热，他又不能直接将录音机拿掉，只能强忍着灼烧般的疼痛，硬生生的等到会议结束尤金灰溜溜的离开后，他才将录音机拿出来，懊恼的发现录音机烧坏了什么也没录上。

“秘密录音”失败后，中国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专门采购了一批先进的录音设备，并配置了专门的录音人员。

这起事件后，毛主席对录音的态度也有了些许缓和，不再那么抗拒录音了，不过他还是专门叮嘱叶子龙道：“录音也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根据毛主席指示，杨尚昆、叶子龙等人就“录音的内容和范围”做出了一些明文规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

叶子龙将这份规定草案送给毛主席过目后，毛主席点了点头说道：“就这样吧。”

有了毛主席点头，机要室就开始自行派遣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哪怕是毛主席去外地视察，录音员也跟着同去。

录音员严格地执行着叶子龙制定的4条规定，很少出现纰漏。不过，“规定”毕竟是死的，毛主席和录音员之间关于“重要谈话”的认知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并为此产生了一些不愉快。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讲到中苏关系时，毛主席特别强调：“接下来我讲的内容，在座的同志不要做任何记录。”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看了叶子龙附近的录音员一眼，接话道：“还有人录音呢。”

毛主席听后很是不满，直接批评道：“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听后赶紧让录音员停止录音，毛主席也没再说什么。

专列上的“秘密录音”

杭州会议上的这起风波发生后，叶子龙就再也不主动派遣录音人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在录音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起来，他没想到的是，关于“录音”还是出现了纰漏。

1961年春天，毛主席决定乘坐专列去广东、山东视察。

众所周知，毛主席为人十分随和，最喜欢跟中、下层人员聊天，打听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情况。

这一天，毛主席遇到了专列上的一位乘务员，将她叫到了专列办公室内谈话。当乘务员高高兴兴地走出办公室后，遇到了专列上的另外一名工作人员，那名工作人员见到乘务员后，问毛主席跟她谈了什么，乘务员笑着说保密。

没想到对面那名工作人员却得意扬扬地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毛主席刚才和你谈了什么。”乘务员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那名工作人员见状简要地将乘务员和毛主席的谈话说了一遍。

能在毛主席专列上当乘务员当然不是普通人，训练有素的乘务员不动声色地问对方怎么知道自己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工作人员拉着她来到一个房间，指着里面的录音装置及设备说道：“我就是从这里知道你们谈话内容的。”

乘务员点了点头，转头就走进专列办公室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很明显，毛主席跟乘务员的谈话既不属于“常委和中央的中、大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也不属于“毛泽东与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毛主席本人更不可能专门下达指示要求录音员“记录”自己与乘务员之间的谈话，工作人员的“录音”行为很明显是不符合规定的。

毛主席对这一事件十分愤怒，除了因为他和乘务员的谈话被人录音了外，也因为他的专列被人安装了录音设备他本人并不知情，甚至连麦克风在哪都不知道。因此，毛主席当即命令警卫员对专列进行调查，结果在专列办公室花盆内找到了一个麦克风。

当时杨尚昆正在河北省作调研，1961年4月26日晚上，他突然间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务必于明天下午火速赶回北京。

杨尚昆当即意识到可能出大事了，于是反复跟龚子荣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那头的龚子荣不愿意多说，只告诉他是“秘密录音问题”。

龚子荣挂断电话后，杨尚昆一直在思考“秘密录音问题”到底是什么，据《杨尚昆日记》记载，当天晚上他“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17点20分，杨尚昆乘坐火车抵达了北京永定门车站，刚下车他就看到了邓小平和彭真，得知了毛主席专列被“秘密录音”的事情，杨尚昆对这件事情深感意外，因为他以为毛主席是同意在专列上安装录音设备的，于是立马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很快，调查结果就出炉了：录音设备是汪东兴等人安装的。

毛主席讲话时并不喜欢自己的附近有录音设备，所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将录音设备的麦克风用花盆挡住，毛主席表面上看不出来，这样讲话时就能放得开了。

录了一段时间后也没出什么问题，有关工作人员就请汪东兴帮忙将麦克风安装在了毛主席下榻处和专列办公室里，因为毛主席经常在这些地方接见外宾，这样有录音设备在场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

而录取毛主席和乘务员的谈话内容，应该是那名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

5月2日下午，杨尚昆找到刚回京不久的周总理，向他汇报了“秘密录音”事件的整个经过，虽然周总理安慰他这件事情责任不在他，但杨尚昆仍然感觉“坐卧不宁”。

虽然杨尚昆在这一起事件中并没有什么过错，但他还是于5月8日的晚上主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在本起事件中“疏于检查”作了检讨，并请毛主席进行处分。

不久后，中央书记处下达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决定：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警告处分。

在本起事件中，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录音会传播出去，造成泄密。经过调查后发现，所有的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好好地保存在中办机要室内。

机要室对这些机密文件、录音看管得十分严格，一般不外借，如果有工作原因需要外借的话，还必须履行相关的手续，因此不存在外泄的可能。

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专门下达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所有的录音带通通销毁掉！”直到周总理劝说后他才同意保留一些重要的录音带。

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就“如何防范‘秘密录音’问题再次出现”进行了讨论，决定让田家英担任中办副主任，加强领导。

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

意思是，不管是中央工作会议，还是中央领导和地方同志外宾之间的谈话，一律不得录音，这一规定不只局限于中央一级的政府部门，连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都要按照这一规定行事。

至此，这起“秘密录音”事件才暂时告一段落。